年对于法国而言，注定不平凡且永载史册，因为这一年法国发生了一系列大事：6月17日异军突起的新生资产阶级宣布成立国民议会，公开宣布国民议会权力在国王之上，标志着共和制度在法国已势不可挡；7月9日国民议会再度呐喊，宣布改称制宪议会，要求树立宪法权威，削弱王权，进一步向民主共和迈进了一大步。
一系列大动作使得国王路易十六再也忍受不了资产阶级的“胡作非为”，于是二者之间终有一战，此战也最终演变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国大革命，于是7月14日巴士底狱的攻克也即为封建专制寿终正寝的象征，从此法国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篇章，为生产力大发展彻底扫清了障碍。
法国大革命实际在遥远的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了有那么一点共和味道的朝代，并且还运营了近年，但很可惜，共和还是与之擦肩而过，那这是哪个朝代呢？这其中又有怎样深刻的原因？
这个朝代就是颇让后人扼腕叹息的明朝。虽然之后接力的清朝被科技遥遥领先的西方国家好一顿胖揍，给人一种中国就是科技落后才被挨打的感觉，但实际上，早在明朝时期，孕育了千年文明的华夏大地就在明朝时期大放异彩，产出了许多领先世界的东西，包括很多不为人知的科技成果。
燧发枪如诞生于宋朝的火药就被明朝用来研制出了早期的热兵器，如水底雷、燧发枪等，并因此还成立了明朝三大精锐之一的神机营，在赵世桢编制的《神器谱》里，有各种火器制造的详细介绍；医学上，明朝时期发明了用来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法，后传入欧洲。李时珍编制的药学百科全书《本草纲目》中，不仅收录百草，还提及了蒸馏、蒸发、升华等技术；徐光启编纂了农业百科全书《农政全书》；宋应星编制了科学百科全书《天工开物》，可见明朝的科学技术一点不比西方国家差。
明朝另外，难能可贵的是：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关系的进步，建国领导人朱元璋意识到存了千年之久的丞相制度的弊病，于是果断将其废除，逐渐取而代之的是内阁议事制度。国家大事再不是皇帝或者凌驾于百官之上的丞相独自裁断，而是由内阁大学士、太监共同商议决定，遇到意见不同时，再由皇帝做最终裁决，颇有些“民主集中制”的味道。
而且内阁作为当时明朝的行政中枢，代表皇帝进行国家政策的制定、颁布和执行，从而避免了皇帝懒惰怠政引起的国家机器停止运转的危险局面。并且为了防止过去丞相独自运作造成集权过重，因此在权力体系上形成了内阁大学士票拟、内部太监批红的权力分散格局，颇类似于西方的“三权分立”体系架构。因此，相比于专制特色浓厚的前朝，此举确实有向共和方向迈进的进步意义。
珍妮纺纱机众所周知：民主共和的一大好处即是会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进而繁荣经济，因此在明朝，经济的繁荣是不言而喻的，尤其对于富庶的江南，在权力不集中的明朝宽松政治环境下，诞生出了商业大贾，如江南富商沈万三、闽南富商皆慈善家的李五，明末朝堂上甚至还出现了江南富商的政治代言人——东林党。当然这帮见利忘义的东林党人只知钱财不知国家，致使辽东军费吃紧却不肯拿出一文钱来支援国家，导致他们跟明朝一起覆灭，这是后话。
既然明朝不论软件上的政治制度，还是硬件上的科学技术都有了共和“特色”，并且试运营近年之久，为何还是与共和擦肩而过呢？
飞梭与同样的种子放在不同土壤，长出的果实也截然不同的道理相似，共和未在明朝培育出，也与其生存土壤有关。
众所周知，“珍妮纺纱机”、飞梭问世后，欧洲就迎来了第一次经济大发展热潮，在巨大经济利润的驱使下，整个国家的发展风向标悄然发生转变：由嗜权变为追求经济上的高额利润。于是“羊吃人”圈地逐渐蔓延开来，诞生出了第一批资本家。
之后的发展形势一发不可收拾，各行各业都在效仿“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不仅全社会经济财富指数形式增长，更促进了社会政局的重大变革。因为一门心思赚钱的资本家为了防止国家行政管理的碍手碍脚，就要登台参政制定适合自己做生意的政策，最终国家成功由君主专制体制进化到民主共和。
明朝资本主义萌芽法国大革命爆发前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民众对经济至上的国家发展模式也是相当认可。于是在资产阶级振臂一挥要推翻封建王权时，老百姓也是由衷地支持并自发前往。因此可以说：正是因为新形势下的经济至上代替了传统的权力专制才使得欧洲真正走上了民主共和的道路。
反观明朝，虽然内阁跟共和制沾了点边，但毫无疑问全社会经济发展还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封建王权仍然在民众心里占据着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经济发展代言人——资本家还只是处在萌芽阶段成不了气候。导致有那么一点共和味道的内阁制度在封建专制的土壤中生出了畸形的怪胎——史无前例的太监专权和纸上谈兵的明末东林党人，在对抗李自成起义和清兵入关中处于劣势地位，最终明朝很是“窝囊”地葬送在他们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