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游关中八惠，话八惠
陕西中部的渭河平原，也称“关中平原”，其西起宝鸡，东至潼关，南接秦岭，北到陕北黄土高原，由渭河及其南北两侧各条河流冲积而成，地质上属于断层陷落区。渭河南侧的平原东西狭长，南北较窄，且时断时续，而其北侧的平原一望无垠，广袤千里，适宜耕作，一般称其为“渭北平原”。渭、泾、洛等河流为关中平原带来了厚实的土壤，《尚书·禹贡》中就曾把关中的土壤定为“上上等”。关中平原地区也是陕西农业的主舞台，自古农业发达，是我国农业发展最早的区域之一，二十四节气就以渭河流域的气象条件确立，很多先进的农业技术在这里诞生。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水利废兴攸关国家命运和人民生机。旱地农业的收获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年降雨量的多寡和适时与否，也就是“靠天吃饭”。地处西北内陆的关中平原地区属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降水量约在毫米到毫米，集中在夏秋两季，土地多为旱地，春旱、伏旱频繁。左宗棠曾言：“西北素缺雨泽荫溉，禾、稼、蔬、棉专赖渠水...治西北者，宜先水利，兴水利者，宜先沟洫，不易之理。”的确，水利灌溉工程能合理调节水资源空间分布，使其覆盖区域的田地无论旱涝都能保证有一定收入，因此，从古至今建设水利工程均是当政者施策的重要课题。
年馑饥荒，催生八惠
陕西治水用水历史厚重悠久，自有人类活动以来，用水兴利一直备受重视。尧舜时期就有大禹治洪水；夏商时周人开始勘察水源、引泉灌田；西周时治水以游乐、灌溉、发展养殖；秦汉时期郑国渠、龙首渠、白渠等水利工程的建设为关中地区的农业奠定基础；隋唐时农田水利达到了鼎盛；到了宋元明清，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和政治中心的东移，水利建设进入低谷，但也可圈可点；作为官修水利工程的补充，许多民堰民渠也发挥着不小的作用。
鸦片战争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政局不稳加之战火频起、洪涝灾害频发，使得关中地区的水利工程迅速衰败，渠道堵塞坍塌得不到修补疏通，民间争水、偷水之事时有发生，受“渠水”灌溉的土地面积数急剧下降。这些工程的衰败极大地削弱了农民抵御、过渡自然灾害的能力，加之兵事、苛捐杂税、外国资本的剥夺，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国十八年年馑”更是加剧了这种状况。
民国十八年年馑是指年至年发生在北方八省的大饥荒。当年来陕的“西北灾情视察团”在向全国通报陕西灾情的电文中说：“视察泾阳灾况一案...全境秋禾枯槁，麦未下种，所有渠井各地，种麦者仅有百分之六七，秋收亦十分之一二耳。”、“举凡草根树皮棉子薯茎,以及荆条皂角等,聊可充饿者,无不罗掘殆尽。家具门窗柱樑椽檀,亦均拆作燃料,床架铺板,更不必言。田价跌至每亩一元,尚无买主。而田地售出及荒废已有百分之五十。妇人出售者有百分之四十。女儿及男孩售出者,有百分之二十。甚至易子而食,今古之灾,莫此为甚。”年谨之惨况由此可见。尽管当时各界筹款筹物，竭力赈灾，但“输血式”赈灾只是权宜之计，扭转灾荒局面的根本办法还是恢复农业生产。因而发展农田水利保障农业生产成为共识，“关中八惠”走上了历史舞台。
关中八惠位置示意图“关中八惠”是民国时期由水利大师李仪祉先生倡导规划主持修建的位于关中平原地区的八条灌溉渠的简称，其分别是泾惠渠、洛惠渠、渭惠渠、梅惠渠、黑惠渠、沣惠渠、泔惠渠、涝惠渠。以各河流之水惠泽万民之意命名，灌溉区域涵盖了关中最主要的农业产区，以渭北平原为主。
李仪祉先生李仪祉先生是陕西蒲城人（年--年），我国近代著名的水利专家和水利教育家，历任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今河海大学）教务长、陕西省水利局局长、西北大学校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年水利部将李仪祉先生评为“历史治水名人”。先生自幼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曾两次赴德国留学，在德国期间目睹欧洲各国水利之发达，对我国当时的水利颓废现状十分感慨，立志振兴水利事业。年学成回国之初任教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年回陕任省水利局局长，当年作《再论引泾》一文，正式提出恢复郑白宏业的引泾计划，并于年完成了设计方案，无奈的是，时主政陕西的刘镇华不支持此计划，直到年工程仍无法开工，李仪祉先生愤然辞职到京津等地从事教育工作。年杨虎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面对年馑惨况，邀请李仪祉回陕任建设厅厅长，主持引泾工程。自此拉开了关中八惠建设的大幕。
关中八惠工程的建设
自年12月泾惠渠开工建设至年5月洛惠渠通水，历时二十年，跨越两个时期，“关中八惠”全部建成。第一个建设的是泾惠渠，建设时受全国瞩目、各界支持，仅用两年时间一期工程就完工，其建成后取得的效益推动了洛惠渠、渭惠渠的“上马”。年，时任省水利局局长的李仪祉巡视眉县梅公渠时提出延续前人功绩，建设梅惠渠。全面抗战时期，作为大后方的关中平原地区在国家战略中地位凸显，农田水利建设快速发展，黑、沣、泔、涝四渠动工建设。
关中八惠工程为抗战时期的军民提供粮食和棉布保障，也为国民政府供给税收。同时，国民政府将这些工程做为展现其发展民生、促进经济的标志性工程看待，时常有国际专家来陕考察。
关中八惠工程的经费
经费是关中八惠工程建设中的关键要素，陕西省水利局称“经费是事业之母”，但对于久遭战乱和自然灾害的陕西地方政府来说，其财力根本不足以支持兴建大型水利工程，因此，多种渠道筹措资金成为“八惠工程”的特点。泾、洛二渠在修建时以官方投资和民间募集为主，之后的“六惠”资金则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
早在年李仪祉先生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时，就奔波于京津各地筹措款项，力图促成引泾工程。年泾惠渠修建的经费来源于杨虎城将军特拨的军费、慈善机构的赈灾款以及华侨的捐款等；洛惠渠的工程款则由陕西省政府每月下拨两万元，其余的由民国全国经济委员会承担；渭惠渠是向中央、中国、金城、交通、上海五个银行借款万建成；之后的梅、黑、沣、泔、涝五渠的绝大部分建设资金也是向农民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而来。
可见，关中八惠工程能够顺利建成，金融机构和国家的资金支持发挥了关键作用。
关中八惠工程的管理制度
水利工程的废弛，很大一部分原因在管理上，优良的管理维护是水利工程设施发挥最大效能、民众能长期受益的基础。同时，解决公平问题，消除长久以来民间的引水纠纷也是重中之重。关中八惠工程在管理上有许多创新之处，较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是农田水利管理的一个典范。
在泾惠渠建设时，李仪祉先生就制定了初步的管理规划，提出《泾惠渠管理管见》、《泾惠渠管理章程拟议》（年），他在章程中提出“欲求水量配剂之均匀、欲求灌溉面积之最广、欲求水在田间效用之极佳、欲求人民经济之日趋富裕、欲求各项工程之垂永久”。章程规定，泾惠渠建成后在泾阳设“泾惠渠管理局”，听命于陕西省水利局，在三原、高陵、社树（位于泾阳县王桥镇）设管理所，并在渠首设“管闸事务所”，在泾河上游设报讯站于邠县（今咸阳彬州市）。在泾惠渠管理局之下，设水老、斗夫、渠保三级职位，均由群众担任。其中水老由群众公举、德高望重者担任，斗夫和渠保由水老在渠附近居民中指派，水老每年可得公费50元，斗夫及渠保可得20元。另外设立水老会议，每年举行两次，行议定水价、解决用水纠纷等职。
担任水老、斗夫职位的群众长期生活在基层，了解社情民情，因由群众推举产生，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在处理用水矛盾纠纷、收缴水费等工作上与政府职员相比更有效率，在发动农民修缮渠道方面也有较高的动员能力，因此这样的制度无疑是最优选择。除用水管理制度外，破坏用水管理章程及损坏渠道等行为，另有惩罚措施。
泾惠渠的管理方式被之后的各渠沿用，只是在细节上有所差异，直到今天，关中八惠工程的管理框架依旧如上所述。总的来看，关中八惠工程的管理形成了一个以上层水利专业管理和基层群众管理相结合的、官民合作的现代化管理机制，为工程的有效运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关中八惠工程中现代科技的运用
在关中八惠的修建过程中，现代化的勘测、建筑技术、材料等均有所运用。
勘测关系到水利工程的成败。古人对河流、渠道的勘测大多是用准、绳、规、矩等传统工具，再加上一代代积累的经验和肉眼对地质、水文的观察，最终形成方案。民国时期，现代化的勘测技术在陕得到应用，年，党自新派陆军测量队利用现代科技对泾河进行尝试性勘测。到李仪祉先生勘测泾河时已普遍采用现代科学仪器，如经纬仪、水准仪、照相机等，这些科学仪器的运用，保障了测量测绘的精确，进而提升了工程的精细化程度，提升运行效率和工程质量。此外，钢筋混凝土、机械化的启闭机、拱脚排架渡槽、轻便铁轨运输等材料设施处处体现着现代科技。
关中八惠工程中现代化技术的运用是西北地区农田水利走向现代化的开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关中八惠工程的社会经济效益
兴建水利工程的最终目的是要其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造福民众。
前文提到，民国十八年年馑催生了关中八惠，修建关中八惠工程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扭转饥荒局面。泾惠渠、渭惠渠、洛惠渠建设过程中，普遍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大量招纳各县灾民来工地工作，发放钱粮，使得大批灾民得以活命，农业生产随即逐步恢复，农民们再次从土地中收获足够活命的粮食。
“八惠”建成后，渭河南北两岸的田地里再次生长出小麦、玉米、棉花、水稻等农作物，庄稼在“喝饱”水后，冲劲十足，长势喜人。
产量的增长带来了土地价格的上涨，以泾惠渠灌区为例，渠建成前，农村旱地地价每亩1元，城郊3元，龙洞渠（泾惠渠前身）灌区水浇地最高10元，建成后至年，水地地价每亩已达30-40元，旱地15元。
渭惠渠在建成前，灌区农田每年仅播种小麦或棉花一次，收获丰歉看雨量多寡，而渭惠渠建成后可一年两收，并且渠成后棉田每亩增收约24.3元，麦田每亩增收约10元，玉米每亩增收约10.8元。
洛惠渠在年正式灌溉后，当年就取得了明显效益，经过连续55天浇夏禾亩，秋收后棉花较旱地每亩增产12.5公斤，糜谷较旱地每亩增产37.5公斤。
除以上三渠外，其他各渠在建成后均取得了较高的经济效益。土地的增产，农民的增收，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依水而兴的各类手工业作坊：磨坊、榨油坊、棉纺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全面抗战时期，周至县黑惠渠的两岸，纺纱厂、蒸馏厂、面粉厂、农场等也纷纷兴建。
由此可见，关中八惠工程极大的促进了关中农业的发展，带动了社会经济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的关中八惠工程
年新中国成立后至今，除泔惠渠外，其余七条渠一直发挥着作用。在这一历史时期里，社会环境稳定，经济不断发展，技术不断进步，这些因素促使“关中八惠”工程不断发展进步。
自年以来，对关中八惠工程的完善发展从未停止过。上世纪六十年代，农田水利建设掀起高潮，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中八惠工程也纷纷进行改建扩灌，完善渠系工程、硬化渠道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石头河水库、金盆水库等水库的建成使用又为梅惠渠、黑惠渠提供了稳定充足的水源，使其灌溉效能进一步增强。
进入二十一世纪，各灌区运用电气、信息化技术，结合先进的水利发展理念，打造蓄、引、提、排相结合的体系化灌排工程，平稳有序保障灌溉。从灌溉面积上来说，各条渠均有增加，只有泔惠渠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被废弃，之前其担负的灌溉任务现主要由泔河二号水库承担。从粮食产量上来说，各条渠所灌田地的产量均有较大增长。在功能方面，也不再是单一的农业灌溉，还担负供给城市用水和工业用水的职责，如沣惠渠已成为构建西安城市水生态、水景观的重要力量；涝惠渠成为西安市后备水源等。
如今，“泾、渭（宝鸡峡灌区）、洛、梅、黑、沣、涝”这七条渠总灌溉面积约万亩，约占关中平原总耕地面积的21%。
新时代，各大灌区秉持绿色生态理念，注重人文积淀，聚焦创新驱动，在工程、管理、科技等方面更上一层楼。此后，灌溉效益更巨，设施设备更加完备优良，信息化、智能化程度更高，管理制度更加完善的新型灌区将会以更优质的服务为灌区群众保驾护航。
小结
关中八惠工程是关中农业的生命网，它不仅缓解了民国时期关中地区的大饥荒，还促进了农业增产增收，促使农村经济恢复发展，为全面抗战提供物质支持，同时对新中国成立后农田水利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我国水利灌溉工程中的“翘楚”。（来源：陕西水利博物馆李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