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份，在探讨中国环境问题的NGO“中外对话”的网站上，发生了一场中国是否正面临一场“水危机”的辩论，让一个曾多次引起瞩目的议题，再次浮现在众人眼前。
引发这场讨论的是CharlieParton（彭朝思），他是英国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RUSI）——一个创立于年的英国防务和安全智库——的研究员（associatefellow）、英国下议院中国外交事务委员会的特别顾问，在37年的外交生涯中，有22年在陆港台三地工作。在年退休前，曾担任欧盟驻华代表团参赞。5月9日，他在中外对话发表了一份题为《中国能战胜迫在眉睫的水危机吗？》的报告，在其中阐述了中国正在面临一场“水危机”的理由。两天后，中外对话发表了墨尔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地理学者SarahRogers与3位同事合作的反驳文章《重新审视所谓“中国水危机”》。5月25日，Parton再次发表了自己对反驳的反驳。
“中国北方缺水”是如何被定义的
谈论中国面临一场“水危机”，Parton的理由来自数字，而这场危机，首先出现在北方：
中国人均水资源量已经很低，低于国际公认的“紧张”线立方米，年仅为立方米。但是，中国80%的水资源都分布在南方，因而北方的人均水平其实还要更低。4个总体上属于“北方”的省，甘肃、陕西、辽宁和江苏，人均水资源量介于～立方米之间，属于“短缺”。而天津、宁夏、北京、山东、上海、河北、河南和山西这8个省份则更是低于立方米，属于“严重短缺”。其中，京津冀地区的水平其实只有“严重短缺”标准的一半，“比沙特阿拉伯也好不了多少”，报告中写道。
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报告同时指出，上述12个水资源短缺和严重短缺的省份，不仅有着全国41%的人口，而且贡献了农业总产量的38%，发电总量的50%，以及工业总产量的46%，这些产业都大量耗水。此外，85%的煤炭位于这些缺水省份，煤矿也是耗水大户。这意味着，缺水将给中国的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Parton认为，缺水不是暂时性的气候问题，不是来自“干旱”，而是因为资源基础被破坏了。
报告提及，年中国北方三大河流——海河、黄河和辽河的水资源开发率（用水量占水资源可利用量的比率）分别高达%、83%和76%，远远超过了世界公认的安全警戒线40%，以至于，比如黄河的径流量只有上世纪40年代的10%，大部分支流长期处于断流状态。据年一位环保部官员的说法，过去20年中国共有2.8万条河流消失。地表水的短缺，使得北方地区严重依赖地下水，造成地下水位以每年1到3米的速度快速下降。北京自上世纪70年代起，地下水位已经下降了～米。而且可能终究都无法回升，因为地下水位下降会造成含水层坍塌，不可逆转。由此，未来城市的蓄水能力也变得更差了。
污染似乎也是积重难返。年，监测水域中有8.3%属于劣V类水质。另一个数据是，年，中国有61.5%的地下水属于IV类和V类污染。这些数据尤其值得注意是因为：这些由于过分污染而无法使用的水，也被算在原本就已十分紧张的“水资源”中。
让困境成为Parton所说的“危机”的，是所有补救措施似乎都无济于事。比如在说到淡水资源短缺时，人们常会想提起的海水淡化，其实有着巨大的能源局限。因为无论是反渗透和蒸馏技术都需要电，把淡水从海边输送到内陆也需要电。报告中写道：“将1立方米海水淡化并从沿海输送到内陆，其所需的电力生产过程就需要消耗0.5立方米水。”
更糟的是，被寄予厚望的南水北调工程可能也于事无补。报告提到：即便南水北调工程年东线和中线成功实现设计输水量亿立方米，并且这些水被全部送往京津冀地区，那么也只能使这个地区的人均水资源达到人均立方米“严重短缺线”的2/3的水平。可事实上，京津冀还要和山东、江苏与河南分享这些水。因此，Parton认为，“这项工程也只是延迟危机发作的时间而已。”
在这种局面下，Parton认为，如果出现严重干旱，就会让中国的水资源提前耗尽。这会导致经济的崩溃。
引发的争论：这是人口问题，还是污染问题？
相比于Parton的旁征博引，Rogers团队的反驳文章看起来有点潦草。这篇两千字的文章的基础是Rogers与另外8名同事一起开展的研究计划——“中国南水北调工程的技术政治”。他们从这项研究中所获的发现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目前没有受到水资源供应短缺的威胁，且在不久的将来也不太可能受到威胁。”
Rogers团队对Parton报告的核心批驳，是他所赖以衡量中国水资源短缺情况的参照系统有问题——、和立方米的紧张、短缺和严重短缺三级划分，是法尔肯马克水压力指数（FalkenmarkWaterStressIndicator）的水压力标准。但是Rogers团队认为，Parton不加批判地套用了这个非常简化的衡量标准。因为，首先这个代表人均淡水占有量的指标没有考虑人对水的需求量。Rogers团队认为中国人对水的需求显著小于发达国家城市居民，因为他们住在楼房里，不浇园子，还有很多农民不用抽水马桶。据一项研究显示，北京居民的年均用水量比墨尔本少50%到75%。此外，法尔肯马克指数也不考虑废水循环利用的情形，而北京恰恰在这方面做得很好——1/4的水都是再循环水，以至于地下水位都已经开始回升。
因此，“这场危机可能被夸大了”，文章写道，“总体来说，华北需要的不是更多水，而是更好地管理其所拥有的水资源，这包括加强污染防治和提高用水效率。有迹象表明，这两方面都有所进展。”
他们认为，年启动的“合同节水管理”和“中国水权交易所”表明中国政府正开始为提高用水效率提供激励机制。此外，“三条红线”（指年的《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水十条”（年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河长制的出台，以及年国务院2万亿治污拨款的宣布，以及年的行政机构改革，都让人“有理由对中国解决水污染问题持乐观态度”。
作为一个研究南水北调的团队，他们认为，南水北调和在建的上百个连通不同水系的小型水利设施，配合水权交易，正让一张能够灵活调水的“国家供水网”铺展开来。有了它，“水供应将不会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主要因素。”
年12月，南水北调中线干线河北段工程全线贯通时新华社制作的图表，包括工程线路示意图来源：中国政府网
为了进一步加强说服力，文章还从政府的行为倒推水资源的现实状况。它说，如果缺水，北京就不会每年使用超过10亿立方米浇灌公园绿地，中央政府也不会敢于宣布建设雄安新区。雄安获得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支持，并从黄河引水补充白洋淀。
但是Parton并没有被说服。在5月29日发表的“对反驳的反驳”中，他承认法尔肯马克指数确实有其局限性，但即便将需求差异纳入考量，华北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也还是低于发达国家太多——京津冀地区人口是英法意三国的两倍，但是水资源却只有英国的10%。他同时批评Rogers团队的文章过分强调饮用水（potablewater），但是饮用水仅占所有水资源中的14%，因此即便中国人用水比发达国家居民更少，也不会省出太多来。真正的用水大户农业、工业和发电，才是问题的关键。
虽然Parton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提到了污染给水资源造成的减损，但是他并不同意Rogers团队反驳文章中“中国的水资源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广泛的水污染造成的”的说法，因为根据中国官方数据，只有8.3%监测水域是因为过分污染而无法使用。因此即便治理成功，也不会增加太多的水资源。但他并没有提“年中国61.5%的地下水属于IV类和V类污染”的问题，这看起来可是很多水。一种解释可能是，地下水污染非常难以治理，甚至不可逆，因此无需讨论。
与Rogers团队的说法相左，他所引用的来自北京市水务局的说法，只不过是地下水位下降速度已经减缓，而水位回升还要等到年。对于Rogers对北京和雄安的强调，Parton认为，北京和雄安因为其特殊地位，都不能代表华北。
远水是否解得了近渴？
双方最核心的分歧，还是围绕着南水北调工程和一张“全国水网”解决中国缺水状况的潜力。
Parton认为，在地形复杂、幅员辽阔的中国谈论全国水网，过分“愚公移山”。戏剧性的是，他还找出了Rogers在年与上述“中国南水北调工程的技术政治”团队中的4名成员联合发表的一篇论文，其中写道：“由南水北调工程现有路线所转移的水量必须减小，工程的进一步扩展计划必须搁置。随着其局限性变得清晰，南水北调工程很可能成为中国用大工程解决水问题的最大的失败。”《好奇心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