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影响美方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哪些？本文将阐述自己的观点。
1.背景
轻工业需求、交通运输发展以及第二次工业革命，促进了美方制造业的“重化”：美方轻工业与重工业的产值比由一八六〇年的7:3下降到年的小于1。在此期间，尽管轻工业占比更高，但重工业增长更快。据统计，在—年这一期间，简单加工部门的资本规模增长了十几倍，而深加工部门的资本规模则增长了几十倍；轻重工业的资本存量比从4.19持续下降到1.13。在—年这一期间，制造业总值中轻工业的占比由68.9%下降到57.8%，而重工业的占比则由31.1%上升到42.2%。
尽管这一时期美方的制造业获得了全面发展，但从各部门的扩张速度来看，重工业显然在制造业中占据了愈发重要的位置。年美方食品业和纺织业的产值分别为年的3.7倍和6.2倍，低于整个制造业的平均水平；而钢铁、烟煤以及水泥的产值分别为年的25.2倍、46.1倍和70.7倍，远高于制造业平均水平。
在—年这40年里，作为重工业的代表，钢产量从7万吨增长到万吨。如果按工业增加值计算，在—年这一期间，机械制造业从制造业的第七位上升为第一位，钢铁业跻身前五位，铁路车厢制造业进入前十位；而棉制品和制鞋业的排位则大幅向后；至于面粉和谷物、羊毛制品、皮革制品，更是跌出前十位。
2.影响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第一，自由劳动力和扩大的劳动力市场。奴隶制的废除、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退伍军人安置等因素，共同促使自由劳动力的出现和劳动力市场的扩大，对美方制造业的发展形成重大利好。而美方对人口迁移几乎从未设置任何障碍，这是劳动力在各产业之间自由流动的先决条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以及欧洲移民赴美之路被阻断，使南方的非洲裔美方人北上成为新的制造业劳动力大军。
一战后，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量失业农业人口流动到城市，与退伍军人和新移民一道，转为制造业雇佣工人。年是美方城市化进程中的标志性一年。这一年，美方城市人口占比51.4%，超过了农业人口，东北部地区的城市化率更是达到75.7%。大量农业人口涌入城市，不仅提供了充足的自由劳动力，而且也为制造业、特别是高加工度制造业提供了更大的市场。
同时，人口素质的提高进一步为制造业，特别是高加工度制造业的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层次提升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年这一期间，美方适龄青少年中高中毕业生的比例由8.6%上升到48.2%，南部以外各州的这一比例更高达55.9%。
第二，内外贸政策。为应对垄断对美方赖以生存的自由竞争市场的冲击，美方国会于年通过了《州际商务法》，并成立了州际商务委员会；年通过了《谢尔曼法》，禁止企业参与不利于公平贸易的协议或垄断某个行业；年通过了《克莱顿法》，进一步明确了价格歧视、约束性契约、合并、连锁董事会为四类非法的垄断行为，并通过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
这些构成了影响美方至今的维护自由竞争的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在对外贸易领域，代表制造业利益的贸易保护主义披着“为战争提供强大财政支持”的外衣，在南北战争爆发后走向前台。
年《莫里尔法案》成为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美方实行高关税的起点；年，美方平均关税税率高达48%，且高关税几乎覆盖所有需要保护的部门；平均关税尽管在年由于政治妥协缓慢下降，但年便恢复到之前的水平；平均关税通过年《麦里金关税法案》提高到50%，在年的《丁力法案》后超过了50%；年《佩恩—奥尔德里奇法案》进一步扩大了保护的范围。
直到年，高关税对美方制造业的发展形成了有效的保护，尽管以后这种保护开始对美方制造业参与国际竞争形成了诸多限制。由于不断发展的制造业需要拓展国际市场，即不再需要过度的保护，因此自年《安德伍德—西蒙斯法案》起，美方开始简化关税结构，降低或取消其已经具备比较优势的部门关税。在—年这一期间，美方的关税税率的平均水平下降为25%。国会在年通过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成为美方到全球金融危机前最后一个具有浓厚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法案。
第三，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不同于最先在英国发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科学与技术紧密结合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几乎同时在德国和美方发生。由于美方在市场和资源等方面具有优势，因此能够比其他国家更大限度地利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红利。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作为推动美方主导产业更替的动力，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
至于专利制度与经济效益的紧密结合，则有效地保护和促进了科学技术的研发，从而推动了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在短短的几十年里，美方的发明数量增长了10倍，其中多数发生在制造业领域。—年这一期间美方部分制造业部门人均价值增值的变化，按增幅排序依次是男装、鞋和靴、钢铁、机械、棉制品、木材，即电力驱动、机械化和标准化程度越高的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越快。科学技术对制造业生产的刺激作用，在炼钢方法的改进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美方的钢产量由年的6.9万吨增长为年的.5万吨，即在四十年里增长了倍。贝塞麦炼钢法在年之前满足了铁路等重工业对钢制品的需求，迅速成为最重要的炼钢方法，其产量处于绝对的优势；而随着贝塞麦炼钢法的缺点逐步显现，先进的敞炉炼解法开始发挥更重要作用，到年贡献了钢产量的63%，远远超过贝塞麦炼钢法。此外，因采用标准轨道和空气制动装置并改良了发动机，铁路的全要素生产率在—年这一期间增长了1倍多。
福特汽车公司率先将装配流水线应用于汽车制造，从而使汽车的产能大幅提高。至于滚筒碾粉机、冷藏车厢、电气冶金、有轨电车、钢底蒸馏锅和远程输油管道等新设备的发明，更是刺激了制造业、尤其是高加工度制造业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方将研发总投入的5/6用于军事科技，不仅直接推动了军事工业发展，还拉动了民用科学技术进步。如原子弹的发明促进了核能的应用，计算机的发展为信息时代的到来奠定了技术基础。
第四，新能源应用。自19世纪中叶起，化石燃料逐步取代木材等，成为美方的主要能源。据统计，在—年这一期间，美方煤炭产量由万吨增长为万吨，年平均增长8%以上。年，煤炭占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52.3%，成为工业化的主要推动力；而石油在能源消费中所占的比重虽然仅为3.6%，但由于其增速快从而对工业化更具深远意义。就煤炭对制造业的贡献而言，年煤炭提供了制造业所需能源的90%，到年则下降为80%。这主要是因为石油和天然气的利用取得了显著进步。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石油和天然气已经成为制造业的主要基础能源。电力的广泛应用以及相关重要发明的推广，使基础能源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这对高加工度机械工业成为制造业主导起到关键作用。整个工业经济时代，美方扮演着全球主要能源产出领导者的角色。以年为例，美方石油和煤的产量分别占全世界的65%和39%。需要指出的是，丰富的自然资源并非美方制造业迅速发展的天然保障，而规范和庞大的市场以及有利于资源利用的制度安排，才是美方不同于那些资源型国家的根本所在。
第五，各产业之间的关联程度加深。农业的迅速发展，不仅为制造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和广阔的市场，而且促进了直接农业机械的制造，推动农产品加工成为制造业的重要部门。棉纺织业作为南北战争前后美方的主要制造业部门，其规模和产能的扩大，使纺织机械制造从纺织业中分离出来，进而推动了机床、机车以及金属制造等重化制造业的发展；
至于其前向关联效应，使得制衣等消费品生产成为制造业扩张的先导。内燃机、电机的广泛应用以及汽车、航空制造业的发展，从质量、规格等方面对原材料产生了新需求，不仅促进了金属制造等传统工业的新发展，而且还催生了燃料化工、高分子合成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并使化学品制造的分工更为细化。铁路建设的加速主要体现在—年这一期间，铁路里程从5.3万英里上升到25.2万英里，相当于全世界的1/3。
铁轨和机车制造，极大地推动了钢铁生产及其工艺的革新。据测算，—年美方钢铁年产量与当年铺设铁路里程的相关系数高达0.62；铁路运营对新的主要能源——煤炭和石油的需求急剧增长；其运载能力的迅速提高则刺激了市场的扩大，从而促进了化石能源及相关产业的发展。
第六，特殊时期的国家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筹集战争经费，联邦政府于年开征遗产税，年的《战争税收法案》将企业与个人所得税的上限提高到70%，并新设了消费税、超额利润税和奢侈品税；与此同时，联邦政府还通过借贷获得了战争融资的61%。
这些措施对价值增值更高的制造业、特别是普通制造业的投资和消费均形成了抑制。另一方面，美方成立或重组了“资本问题委员会”、“战时贸易局”、“食品管理局”、“燃料管理局”以及“战时工业委员会”等多个帮助国家控制经济的机构，开始“用命令指挥系统替代市场”。这些举措确保了战时工业能够满足国家的需要并加速发展。
随着—年大危机的到来，经济自由主义的幻想破灭，市场机制失灵使系统的国家干预势在必行。罗斯福新政时期颁布的《全国工业复兴法》，其核心内容是设置产量上限和价格下限以提高产品价格，设置工时上限和工资下限以提高就业率和增加收入。该法案使制造业生产迅速恢复、失业率明显下降，尽管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和就业率依然处于较低水平。
《社会保障法案》使美方逐步变为福利国家，对于市场需求的增加和公众信心的恢复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年设立的“公共工程局”以及之前成立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等机构，则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缓解失业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