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当初读到陆游这诗句，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农家自制的酒是浑的？印象中，自酿的酒不仅醇绵、有劲，还是澄澈透亮的。
小时候在老家——招远下店镇下店村，曾亲眼见过自家酿制白酒。
那是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家里总有一小块麴，烟熏火燎中干瘪得如同木块，也闻不出什么味道，可冬月里把它放入温水浸泡几天，竟会冒出鱼眼气泡，凑上鼻子一闻，还带有丝丝的糟霉味。问家长，家长不动声色地说“烧酒”，叮嘱别出去声张，因那时大集体，酒与许多东西一样由供销社专营，又值“文革”时期，酒宴和祭祖，都属“四旧”，要破除的，只是边远乡村，“民不告官不究”。
自制烧酒有三两家合伙做一甑的，也有一家单独烧一甑的，都是悄悄请出村里最拿手的酒师，从最甘甜的井里取水，拿出大麦黍米，把麴碾碎掺上，搅拌均匀，几个轮回的温水浸泡，便把那酒引子复苏起来，制成酒酵母，又找出老屋旮旯里的大甑、承溜槽啥的，清洗整理，趁腊月大雪后生产队放工，就开始了代代传承的“烧酒”。
那时雨水多，冬至前大雪已覆盖了原野和房舍，村里表面上安静，却酝酿着生活的躁动：一进腊月，孩子们溜冰转陀堆雪人，还有的偷偷拆下几个鞭炮、掰半截贡香点着，拿到街头燃放，时不时地“嘭啪”作响，这就打起了年的氛围。老人惜岁月，小孩盼过年，年味渐浓，大人们也不怎么责罚孩子了，只顾着在这气氛中筹办起各种各样的年货——女人操持锅里的，男人合计壶里的，各有各的忙乎劲儿。
所谓烧酒，就是农家的腊酒，它不是作坊酒，只在平时做饭的大锅灶上烧制，将碾碎的高粱或玉米、薯干，掺和上酒酵母制成坯子，再淋上水发酵十几天，凭经验握一握湿度，闻一闻糟香，感觉分寸到了就可上锅。
发好的坯子已经沁着酒气，先捧出两抔晾在一边留麴，剩下的轻轻放到撑在锅里的箅帘上，略略刮平保持松散，罩一口大甑，侧壁开着一个乒乓球大小的圆孔，插上一节竹管连接承溜槽——承溜槽也是陶质，环形的，就固定在大甑内壁上。安置停当，生起旺火，开锅一会儿后，就能把酒“烧”出来，通过竹管“哗哗”接到坛子里。
酒师先接出第一碗，恭敬地放在供桌上，祭奠酒祖杜康，然后再时不时品尝着竹管新流出的，随之吩咐烧火人“旺点儿”或“压点儿”。
小时候亲眼看到酒是这样做出来的，却一直搞不懂，那清澄的液体又辣又香，怎么会是粮食的产物？直到学过理化，再看看锅上的装置便明白了。
原来那甑如同去掉底的大瓮，倒扣在锅台上，上口盖严，里面又套着一个环槽状承溜器，竹管从承溜器一侧引出，开锅后蒸汽穿过酒坯，携带着粮食里酿出的乙醇，蹿升到大甑顶部，遇凉便凝成液态滴珠，汇聚到承溜槽里，通过管子流出来，这，就是酒了。
第一锅烧出的叫“酒头”，因被坯子和器皿吸收了不少水分，流出的酒液不多，酒度高得有点苦涩；重新加水烧出的，就是可口的“二锅头”，数量也大大增多；第三次少添些水，煞尾烧出，酒度已经很低，水沥沥的称为“梢子”。
一茬坯子三锅水，把酒分为三段，各有不同用途，不勾兑，不加香，原生态的纯真饮品：酒头放在陶瓶陶罐里陈到来年，浓烈劲道中也蕴出醇绵口感了，老年人喝着过瘾；二锅头便是上贡与待客佳酿，红白喜事抱出来，无疑彰显着实力和品位；酒梢子既没劲道也少香气，在烹饪中却能去腥祛膻解涩，或是用来风味腌渍，也有的削一些茌梨、红枣、姜片浸入，再加冰糖，做成妇女孩子喜欢的甜酒；就是起锅出来的酒糟，也是猪牛牲畜的好饲料。
丰子恺《家家扶得醉人归》
腊八后的乡村气氛氤氲，沉浸在浓郁的酒香里，仿佛羊咩牛哞都吟唱着丰年喜庆的旋律，虽无“家家扶得醉人归”那么夸张，可也处处相邀品酒，一派欢乐陶陶的景象。憨憨的雪人陪衬在街头巷尾，檐角上下，雪如银，冰似玉，家舍在这童话般衬托里，很有些古画上的韵致。
酒的历史可追溯到夏禹，根本上就是粮食发酵而成，只是好长时间里没有这种烧制蒸馏，范仲淹“浊酒一杯家万里”的词句，是在陕北任职期间写的，说明直到宋朝仍不是烧制，要得到上等好酒，只能靠仔细过滤。
农家的这种上品烧酒，也不仅仅只是喝的，有经验的老人蘸着它给发高烧的孩子推拿退热，或含一口喷在风寒患者脊背上擦火点燃而治病，出奇得灵验；当然，它在春节祭祀中散发的浓郁醇香、浇在火上冒出的蓝色火苗，承载着更远更深的寄托、希望和感怀，是一种无可替代的神圣与厚重。
充溢在汗水劳作里的五谷丰年，借助甘泉和烈火，传播着家庭与村庄久远的历史，屏蔽了工业污染和商业欺诈，不仅有味道，还有一股赫赫的力量蕴含其中。
这样“烧”出来的腊酒，除了醇得可口，烈得沁肺，能不清澈吗？
诗文里赞颂的那种“浑酒”，大约是南方的米酒，只发酵，而未曾蒸馏，想想，除了色泽与味道的差别，还缺少了火焰所蕴含的东西吧。
文/刘甲明
原文发表于《烟台晚报-烟台街》